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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紡織援非的歷史和作用論析
發布時間: 2018-10-31    作者:杜英 陳金龍    來源:國史網 201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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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60年代起,中國援助非洲國家建設紡織廠(以下簡稱“紡織援非”),掀起了紡織援非的高潮。紡織援非是中國對非洲經濟援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國內關于中國紡織援非的研究卻相對薄弱,多側重于中國援非紡織廠成效和問題的個案分析(例如梁彤的《一家援外老紡織企業的沉浮與決策建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3年碩士學位論文),蔣華棟的《中國對非援建生產項目發展績效分析——以坦中合資友誼紡織有限公司為例》(北京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或從省、市對非洲經濟援助的角度來闡述。(例如蔣葉的《20世紀60~70年代上海對西非部分國家經濟援助研究》(華東師范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葉爽的《中非“友誼”的地方敘事——20世紀60~70年代上海對非交往活動的歷史考察》(華東師范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胡輝的《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廣東省對非洲國家的援助》(《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2期)。)本文以援建省、市的檔案和地方志資料為主,輔以相關新聞報道和部分援建人員的口述資料,梳理中國紡織援非的歷史和政策演變,總結中國紡織援非的作用,探究中國紡織援非企業陷入困境的多重原因。不當之處,尚祈方家批評指正。 

  一、中國紡織援非的歷史回顧

  中國紡織援非肇始于1961年,根據《中國加納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中國援建加納一座紡織廠,后因加納國內政變,該項目并未完成,但卻開啟了中國紡織援非的進程。1963 年 12 月至 1964 年 2 月,周恩來總理訪問非洲10國,在訪問馬里時提出了著名的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1]受到非洲國家的普遍歡迎。之后,剛果(布)、馬里和坦桑尼亞等國向中國提出援建紡織廠的請求,1964年、1965年紡織援非項目占中國紡織援外項目的一半以上。1971年,第26屆聯大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在這一過程中,非洲國家發揮了重要作用,該事件對中非友好關系也帶來了重大影響。此后,布隆迪和貝寧(1971年10月13日,布隆迪與中國恢復外交關系。1972年12月29日,貝寧與中國恢復外交關系。)與中國恢復外交關系,22個非洲國家與中國建交(之前已有16個非洲國家與中國建交)。在此背景下,中國因應非洲國家發展民族經濟的訴求,受邀援建一批工農業項目,其中包括蘇丹、贊比亞、布隆迪和貝寧等國的紡織廠項目,中國紡織援非進入高潮階段。

  1982年12月到1983年1月,中國總理訪問非洲10國,宣布中國同非洲國家開展經濟技術合作的四項原則,即“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2]中國紡織援非進入互利合作、鞏固援非成果的階段,自此在非洲不再援建新的紡織廠項目(主要紡織援非項目見下頁表)。在借鑒中國國內企業經營體制改革經驗的基礎上,中國與非洲國家通過協商對建成和在建的紡織廠項目進行管理體制改革,由中方派遣專業技術人員參與經營與管理。改革措施取得了積極成效,并產生很好的經濟效益,如貝寧洛科薩棉紡織廠建成移交后,雙方商定以中方為主進行合作管理,實行班組長崗位責任制,推行定額管理,因此,產品質量不斷提高,并打入歐美市場。[3]此外,中國與毛里求斯成立了合資經營的紡織企業,其經營形式更偏向市場化,為紡織援非企業提供了新的參考。(參見上海外經技術合作公司:《關于在毛里求斯與華裔商人合資開辦針織廠的請示及外經貿部、市外經貿委的批復(1984年5月30日~11月22日)》,上海市檔案館:B344-2-49;《關于毛里求斯商合資經營“利友得有限公司錦綸彈力襪廠”的請示及外經貿部、市外經貿委的批復、函(1984年12月20日~1985年10月28日)》,上海市檔案館:B344-2-56。)

  1995年7~8月,朱镕基副總理訪問非洲6國,強調“把援助重點放在受援國有需要、又有資源的中、小型生產項目和社會福利項目上……以期謀求共同發展”。[4]中國紡織援非進入合資經營階段。坦中友誼紡織有限公司、馬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贊中穆隆古希紡織公司等合資企業是在坦桑尼亞、馬里、贊比亞等國原援建紡織廠的基礎上興辦的。坦中友誼紡織有限公司由江蘇常州蝶球紡織印染集團和坦桑尼亞工貿部合資組建,其中,中方占股51%,坦方占股49%,中方人員擔任總經理,坦方人員擔任副總經理,公司董事會由5名成員組成,其中,中方3名,坦方2名。[5]1998年該廠不但扭虧為盈,而且成為坦桑尼亞第三納稅大戶。[6]其他一些企業如馬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實現產值76億非洲法郎。[7]贊中穆隆古希紡織公司1999年盈利78.89萬美元。[8]

  綜上所述,20世紀60~80年代,中國在非洲國家共援建了9家棉紡廠、4個成衣車間(廠)以及針織、浴巾車間和縫紉線廠等。(筆者根據各省檔案、地方志、官方網站和新聞報道等統計得出。)其間雖曾有波折,但作為非洲受援國主要的國有工業企業,在中國資金和技術的支援下,為非洲國家發展民族經濟、改善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中非經貿深入發展奠定了基礎。

  20世紀60~80年代中國紡織援非主要項目一覽表

 

  *《關于要求重新核定貝寧洛科薩棉紡織廠“節約提成”的報告(1989年5月27日)》,安徽省檔案館:J181-2-720。

  ** 培訓由蕪湖紡織廠負責,參見《改建貝寧實習生住房的報告(1985年4月25日)》,蕪湖市檔案館:321-w01-348-038。

  資料來源:根據《上海紡織工業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30~637頁)和《上海外事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433頁),《遼寧省志·紡織工業志》(遼寧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頁),《安徽省志·對外經濟貿易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14頁)和《安徽省志·外事僑務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頁),《陜西省志·紡織工業志》(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448頁),《江蘇省志·對外經濟貿易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2、322頁)和《江蘇省志·紡織工業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頁),《山東省志·對外經濟貿易志(下)》(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2~1444頁),《江西省對外經濟貿易志》(黃山書社1997年版,第304頁),《山西通志·對外貿易志》(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517頁)和《福建建工集團總公司志(1950~2000)》(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頁)等省、市的地方志資料整理所得。已標明出處的除外。

  二、中國紡織援非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因

  中國紡織援非項目在建成之初曾取得過輝煌成就,但因受援國政局不穩、受援國缺乏管理人才等原因陷入經營困難,到20世紀90年代,與中國實行合資經營后,生產得以恢復并實現了盈利。進入21世紀,上述企業再度陷入困境。如坦中友誼紡織有限公司和贊中穆隆古希紡織公司勉力維持,剛果(布)金松迪紡織印染針織聯合廠等已破產倒閉,貝寧洛科薩棉紡織廠與中方合資經營,組建了貝寧紡織公司。因此,有個別學者質疑中國紡織援非項目的成效,認為中國紡織援非決策論證和機制的制度化不足,開支巨大卻成效低下等。(參見Zeng Menhua: 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id Policy: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Aid to Tanzani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1999, pp.136~176;趙姝嵐:《中國對贊比亞援助思考》,中國國際關系學會2009年博士論壇論文集,2013年,第247~260頁。)

  筆者根據援建省市檔案和地方志等資料梳理后發現,中國紡織援非項目建設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考察籌建階段、建設投產階段和技術合作或管理合作階段。在考察籌建階段,中方紡織考察組赴受援國實地考察建廠條件。以安徽援建的布隆迪布瓊布拉聯合紡織印染廠和貝寧洛科薩棉紡織廠為例,中方紡織考察組考察了該國棉花種植和水、電等情況后,[9]認為其具備援建條件,之后才啟動援建程序,進行設計、設備訂購和特運等工作。[10]但并非所有考察項目都符合建廠條件,如據《上海紡織工業志》記載,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方曾派員考察埃及亞歷山大和開羅、莫桑比克蒙特普埃等地,最終因上述地區不適合建紡織廠而并未實施援建。在建設投產階段,主要工作由廠房設計建造、訂制設備、培訓生產人員(實習生)、指導施工安裝、投產試運營、移交受援國等部分組成。紡織廠設計工作一般由紡織部設計院及其下屬單位完成,培訓生產人員(實習生)則由設備安裝和生產單位(即項目籌建單位)完成。在技術合作階段,一些項目投產后即移交非洲受援國,由受援國經營,其中一些項目由于受援國經營不善或虧損,中方則再次介入,實行技術合作或管理合作,如贊比亞穆隆古希紡織廠、布隆迪布瓊布拉聯合紡織印染廠。另外,還有一些項目移交后則立即進行了技術合作或管理合作,如貝寧洛科薩棉紡織廠等。因此,中國紡織援非項目并非倉促建設的盲目之舉,而是考慮受援國的具體國情,以前期實地考察為基礎,開展設計、施工和生產運營的。

  中國紡織援非雖是政府主導的援助項目,但建成移交后,則是非洲受援國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市場化企業。因此,無論是中國各省、市的紡織廠還是援非紡織企業,作為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經營主體,遵循企業經營發展規律,其經營狀況影響企業的存續。一旦企業經營不善或虧損,其破產、倒閉和重組是必然結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紡織市場新變化和產業升級等因素的影響下,上海、安徽等省、市的紡織企業大多改制、搬遷或倒閉,相較于籌建單位——中國各省、市的紡織廠,紡織援非企業的設備和技術已落后于市場需求和產業發展,依賴與中方合作經營,勉力維持,其后出現經營困難,乃至破產、倒閉的情況,也實難避免。從世界紡織工業發展史的角度看,紡織業作為世界工業之母,最早興起于西方國家,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90年代以來,在世界產業轉型升級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紡織業受到極大沖擊。中國國內的紡織企業順應紡織產業發展大勢,紛紛進行技術改造和體制改革,淘汰和轉移過剩產能。中國多數紡織企業尚且如此,援非紡織企業工業基礎薄弱,技術創新和設備更新能力不足,生存則更為艱難。因此,簡單而片面地指責中國紡織援非項目有失公允,必須從非洲受援國社會經濟環境和全球產業轉型等多角度分析中國紡織援非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因。

  非洲國家政局不穩是首要原因?國家政局穩定無疑是企業健康有序發展的前提條件,但是,大部分非洲受援國普遍面臨政局不穩的局面。(非洲是世界上發生軍事政變頻率最高的大陸,從20世紀60年代起非洲已經發生過約280次政變或兵變,有10多個國家發生過10起以上的軍事政變,80年代一度有20多個國家的政權為政變軍人所控制,90年代也發生了近10起軍事政變。參見王洪一:《解析非洲“政變年”》,《國際問題研究》2004年第3期。)中國紡織援非項目也屢遭所在國政變的困擾,如中國第一個紡織援非項目——加納紡織廠就因該國政變而被迫中止。其他還有布隆迪(1976年)、剛果(布)(1968年和1979年)、馬里(1968年)和蘇丹(1985年)等國的政變。除軍事政變之外,在埃塞俄比亞(1974~1991年)、莫桑比克(1975~1992年)和蘇丹(1983~2011年)等國的大規模內戰亦影響紡織廠的生產和運營。政變、內戰頻仍,引發非洲受援國政治動蕩,加上多變的社會經濟政策推波助瀾,使紡織廠的生產環境愈加惡化。

  受援國缺乏紡織管理人才?中國紡織援非項目移交后,普遍存在管理不善的問題,其主要原因是受援國紡織管理人員的缺乏和能力不足。如坦桑尼亞友誼紡織廠常被認為是本土管理欠佳,工人勞動素質也常受詬病,“沒有遵循中國人制定的規章制度”。[11]再比如, 1984年,贊比亞穆隆古希紡織廠沒有實現原定“維持生產并有所前進”和“保本微利”的目標,虧損40萬克瓦查(1克瓦查約合0.42美元)。6月,卡翁達總統親自過問該廠情況,在認真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后說:“看來依靠贊比亞人管理企業尚有困難,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12]20世紀90年代,贊中穆隆古希紡織公司由青島紡織工業公司參與管理和經營,生產經營順利,產品銷往美國市場,還吸納當地1000多人就業。以至于贊比亞人都滿懷期望,“我們需要中國投資……在穆隆古希工作的新老工人都是很樂觀的”。[13]這也凸顯了贊比亞缺乏紡織管理人才的困境。

  非洲國家進口二手服裝對中國紡織援非企業產生影響?二手服裝進入非洲可以追溯到早期殖民時期,非洲各國獨立后,進口的二手服裝因價格便宜仍受民眾青睞。20世紀90年代,受非洲各國經濟政策調整的影響,進口二手服裝使各國紡織廠的生產和運營陷入困頓,中國援建的紡織廠也概莫能外。坦桑尼亞曾發布禁令禁止進口二手服裝,1985年解禁后,進口的二手服裝沖擊該國紡織市場。90年代,該國紡織業一蹶不振。[14]1993年,贊比亞約80%的人購買二手服裝,其中95%是進口的二手服裝。[15]在贊比亞國內二手服裝業做大的背景下,贊中穆隆古希紡織公司雖初期恢復生產并盈利,但產需矛盾始終存在。2000年后因工廠自身問題積重難返,陷入困境。

  21世紀全球紡織產業轉型升級和非洲國家營商環境的影響不容忽視?進入21世紀,全球紡織業進入以高新技術為導向的調整轉型期,推動紡織業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資本密集型快速轉化。而中國援非的一些紡織企業由于無法跟上全球紡織產業轉型的步伐,不但錯失本國市場需求擴大的機遇,在紡織品出口中也缺乏競爭力。非洲國家營商環境對企業運營的影響也無處不在,如原料供應和勞資糾紛等問題。如2011年8月至2012年6月,坦中友誼紡織有限公司曾因棉花原料短缺而被迫停產,[16]還因勞資糾紛引發工人罷工。(國外研究多側重探討受援紡織企業經營不善與勞資關系問題。參見Ching Kwan Lee, Raw Encounters: Chinese Managers, African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Casualization in Africa’s Chinese Enclav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9, China and Africa: Emerging Patterns in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ep., 2009), pp. 647~666; Andrew Brooks, Spinning and Weaving Discontent: Labour Relation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at Zambia-China Mulungushi Textiles,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36, No.1 (Mar., 2010), pp. 113~132。)

  非洲受援國國內政局動蕩、紡織業人力資源不足、進口二手服裝泛濫,這些因素在全球紡織產業轉型的背景下形成疊加效應,最終使中國援非的一些紡織企業陷入困境。要改變這一局面,對非洲受援國來說,要努力實現國內政局穩定,多渠道培養和儲備本土管理人才,強化受援企業的本土化管理和經營,推動產業優化升級,以增強國際競爭力。對中方來說,在既有經濟援非政策和機制的基礎上,要幫助非洲受援國培訓和培養本土各類專業管理人才,提升非洲受援國自主管理受援項目的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化解中國紡織援非項目的困境。因此,要客觀、實事求是地看待中國紡織援非,才是正確和負責的態度。

  三、中國紡織援非的作用

  中國紡織援非項目是投資少、見效快的生產性項目,與中國紡織業發展和改革息息相關,并受到世界紡織產業轉型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力發展紡織工業,逐漸形成了上海、關中等六大紡織工業基地。此外,山東青島、安徽合肥和蕪湖也是紡織工業重鎮。上述省、市成為中國紡織援非項目的主要執行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紡織業順應世界紡織工業現代化浪潮,進行技術改造和體制改革。相應地,中國紡織援非項目開始實行技術和管理合作。90年代,世界紡織工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轉變,中國紡織工業逐步消化過剩產能,裁汰和分流富余人員,走上產業轉型之路。同時,中國紡織援非項目也借鑒國內紡織企業改革經驗,成立合資合作股份公司。這說明中國紡織業的發展和改革是世界紡織工業發展的縮影,中國紡織援非項目也必然受到世界紡織工業產業轉型規律的影響。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紡織援非項目建成移交后,雖遭遇重重困難,但從世界紡織工業發展史的角度看,中國紡織援非項目發揮的作用有目共睹。

  首先,幫助非洲國家利用本國資源進行推進工業化的有益嘗試。非洲大陸盛產棉花,中國援建的馬里、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等國則分屬非洲六大產棉區。在中國援建紡織廠以前,上述各國所產棉花以出口為主,僅有的棉紡織企業一般也為外國資本控制,例如由法國資本控制的剛果(布)和馬里紡織業等。由于非洲各產棉國沒有棉紡織工業或棉紡織工業規模偏小,20世紀60年代,非洲棉產量的90%以上仍用于出口,而在西非這一比例則高達95%以上。1971年非洲原棉出口量為97.8萬噸,占世界總出口量的74%,此后雖有所下降,但在1978年仍占50%。[17]因此,獨立之初,非洲各產棉國建立國有紡織工業,實現棉花自銷,是其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的主要訴求。中國紡織援非項目順應了非洲各產棉國利用本國資源推進工業化戰略的訴求。中國紡織援非企業吸納了非洲大量熟練或半熟練的勞動力,利用各國棉花資源,生產受民眾歡迎的棉織品等紡織品,供應非洲受援國市場。因此,中國援非紡織企業成為各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奠定了其民族工業發展的基礎;改變了過去紡織產品依賴進口的狀況,保證了人民生活的需求,一些紡織產品還實現了出口。馬里政府官員曾說:“馬里獨立之初,是中國幫助馬里建設了第一批工業企業。”[18]中國援建贊比亞穆隆古希紡織廠,幫助贊比亞構建自主的民族工業體系,在增強民族自尊、擺脫外國經濟控制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其次,在紡織援非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可借鑒和推廣的實踐經驗,對中國經濟援非和對非洲投資有借鑒作用。中國對非洲經濟援助堅持“在建設工廠、開辟原料來源、教會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等各個環節上一包到底,貫徹始終”[19],這一點也體現在中國紡織援非項目上。在項目流程管理上,中國紡織援非項目逐漸形成考察籌建——建設投產——技術合作或管理合作的經營模式。紡織援非項目一般是非洲國家提出請求,雙方簽署經濟合作協定,中方派出紡織考察組考察建廠條件,符合建廠條件的,雙方簽訂援建會談紀要,隨后進入建設階段,投產之后,移交非洲國家,相繼轉入技術合作或管理合作階段。這一過程短則二三年,長則十余年。坦桑尼亞友誼紡織廠、贊比亞穆隆古希紡織廠和馬里塞古紡織印染聯合廠等采用的“(管理)合作方式有利于發揮中國援建企業的生產能力,也有利于在實踐中培訓對方的技術管理干部,提高非洲國家的企業管理水平。(上述)虧損企業起死回生,經營狀況日益改善”。[20]

  在本土紡織人才的培養上,培訓實習生和當地工人的做法得到非洲國家的認可。中國不僅注重培訓人員數量,如1971~1981年間中國援助剛果(布)技術組為金松迪紡織印染針織聯合廠培訓各類管理人員和技術工人1200名,其中管理、技術骨干20余人,女職工200余人[21]。與此同時,中國還注重提高培訓水平,如上海紡織大學留學生布隆迪人德奧曾在廣東韶關棉紡廠實習,回國后擔任布瓊布拉聯合紡織廠總工程師、總經理助理,在他的領導下,布瓊布拉聯合紡織廠生產的坯布在西班牙國際博覽會上贏得了金質獎章,大幅度提高了經濟效益。除了進行培訓之外,中方技術人員還手把手教授非洲工人操作紡織機器,長期的合作實踐使雙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為中非友好關系奠定了民眾基礎。(2017年4月,據筆者采訪的援建貝寧洛科薩棉紡織廠的蕪湖紡織廠織部技術員張國義回憶,中方人員都是通過示范操作帶徒弟,在朝夕相處的日子里雙方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1978年在上海培訓的坦桑尼亞細紗實習生拉姆森說:“我國也有到英國、瑞典去實習的,但他們回國后解決不了什么問題。這次到你們廠實習,時間雖短,但掌握了很多實際生產技術,回國后可以用學到的知識解決我們生產上的問題。”[22]

  中國機械設備通過紡織援非項目進入非洲市場,對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發揮了作用。沈陽建筑機械廠先后承擔與土建項目配套的鋼結構制作、拼裝經濟援助項目,如1965年6月施工的馬里塞古紡織印染聯合廠,工程量1806噸;1976年6月施工的布隆迪布瓊布拉聯合紡織印染廠,工程量1024噸。[23] 沈陽金屬結構廠生產的鋼材援助剛果(布)、馬里、坦桑尼亞、蘇丹、布隆迪、貝寧等紡織廠。[24]進入21世紀,浙江建工集團承擔貝寧紡織工業公司土建工程,實現設備出口300萬美元。[25]布隆迪布瓊布拉聯合紡織印染廠還曾招標采購中國零件。[26]

  最后,紡織援非作為中國對非洲經濟援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現施惠受援國、互利雙贏的援助目標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如贊比亞穆隆古希紡織廠中方專家組利用原設備試制出21個花色品種,有的產品不僅替代了進口,暢銷全國,還實現了向外出口。[27]1986年3月,該廠已收回建設投資總額的96.66%,在此過程中,中國專家還為贊方培養了400多名技術工人。[28]又如1984年4月,貝寧洛科薩棉紡織廠建設工期提前10個月完成,得到貝寧方面的好評,中方還節約了1317萬余元。(檔案文件中強調精確數值為13171386.37元,參見《關于要求重新核定貝寧洛科薩棉紡織廠“節約提成”的報告(1989年5月27日)》,安徽省檔案館:J181-2-720。)1988年,該廠獲利潤3.3億非洲法郎(約300非洲法郎合1美元),次年又獲利潤5.2億非洲法郎,成為貝寧國營企業中盈利較好的代表。它用當地生產的棉花織成布,除了滿足貝寧人民需要外,產品還銷往附近國家和歐洲、美洲。[29]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紡織和成衣等產業在中國逐漸成為產能過剩的行業,利用這些行業設備援助非洲,既可幫助非洲國家發展經濟,又可緩解國內產能過剩的市場壓力,并幫助國內企業打開國際市場。

  綜上所述,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世界產業升級轉型的大背景下,中國紡織援非一方面幫助非洲受援國推進工業化進程,帶動民眾就業和推動國民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促進中國相關產業調整和發展,拓展中國對非洲投資,也體現了中國的大國擔當。因而,紡織援非既符合世界紡織工業產業轉型的規律,也是中非共同發展、互利共贏的有效途徑。

  中國紡織援非本著“因地制宜、節約、適用、施工期限短、產品質量好、投資回收快”的原則[19] (p.61),幫助許多非洲國家從無到有地發展紡織工業,助力非洲新獨立國家工業化戰略和經濟發展,得到非洲受援國人民的好評。紡織援非是中國對非洲經濟援助的典范,同時也見證了中國對非洲經濟援助政策的轉型和調整,為鞏固和發展中非友好關系奠定了堅實基礎。毋庸置疑,中國紡織援非的作用和貢獻有目共睹。但是,21世紀以來,中國紡織援非的一些企業關停倒閉也是事實,其原因在于非洲受援國動蕩的政局、本土紡織管理人才不足和進口二手服裝泛濫等因素于世界紡織業產業轉型升級的背景下共同作用的結果。僅僅把中國紡織援非企業的衰敗歸責于中國對非洲經濟援助政策和機制,有失公允。解決和避免中國對非洲經濟援助中出現類似問題,是非洲受援國和中國未來共同努力的方向。

[參 引 文 獻 ]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一月十五日在阿克拉答加納通訊社記者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64年第2號。

  [2]《趙總理在達累斯薩拉姆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 訪問非洲十國達到預期目的》,《人民日報》1983年1月15日。

  [3]蘇鈞:《堅持改革開放?竭誠為發展中國家服務——中國成套設備出口公司在前進》,《國際經濟合作》1989年第10期。

  [4]丁麗莉:《中國與非洲關系大事記(1949年~2003年)》,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chinese/

  HIAW/445819.htm,2017年11月20日。

  [5]中共常州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常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常州之最》,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頁。John Sutton and Donath Olomi, An Enterprise Map of Tanzania, London: 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re,2012, pp.127~128.

  [6]王霞林主編:《鄧小平理論在江蘇的成功實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頁。

  [7]《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白皮書·1997》,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頁。

  [8]閻勇:《經援企業的新生——贊中合資穆紡公司改革紀實》,《山東紡織經濟》2000年第1期。

  [9]《關于紡織考察組工作情況的回報(1974年2月20日)》,安徽省檔案館:J080-1-156。

  [10]《蕪湖市志》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74頁。

  [11]陳曉晨:《一家中坦合資樣板企業的45年榮衰》,《中國中小企業》2013年第5期。

  [12]《我國專家參加援贊紡織廠的經營管理》,《紡織導報》1985年第23期。

  [13]Andrew Brooks,Spinning and Weaving Discontent:Labour Relation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at Zambia-China Mulungushi Textiles,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36,No.1(Mar.,2010),p119.

  [14]殷悅:《部分非洲國家禁止進口舊衣服的背后》,《世界知識》2017年第15期。

  [15]Karen Tranberg Hansen,Transnational Biographies and Local Meanings: Used Clothing Practices in Lusaka,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21,No.1 (Mar.,1995),pp.134~135.

  [16]John Sutton and Donath Olomi, An Enterprise Map of Tanzania, London: 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re,

  2012, pp.127~128.

  [17]何秀榮等主編:《非洲農產品市場和貿易》,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頁。

  [18]孟慶濤:《中國援助非洲憶往》,《檔案春秋》2012年第1期。

  [19]《方毅文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頁。

  [20]胡錦山:《非洲的中國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頁。

  [21]《遼寧省志·紡織工業志》,遼寧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頁。

  [22]《上海棉紡織二廠培訓坦桑實習生辦公室關于培訓坦桑尼亞實習生工作總結(1978年6月)》,上海市檔案館:B246-3-596-89。

  [23]石其金主編:《沈陽市建筑業志》1,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頁。

  [24]《遼寧省志·對外經濟貿易志》,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454頁。

  [25]潘家瑋、孫建國主編:《浙江年鑒·2003》,浙江年鑒社2003年版,第271頁。

  [26]駐布隆迪使館經商處:《布隆迪紡織企業尋找紡織機械零配件供貨商》,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shz/rlzykf/201110/20111007766745.html,2018年7月8日。

  [27]呂學儉:《探索多種形式?鞏固經援成果》,《國際經濟合作》1988年第12期。

  [28]《青島市志·紡織工業志》, 山東省情網,http://lib.sdsqw.cn/bin/mse.exe?seachword=&K=b2&A=19&rec=117&run=13,2018年1月20日。

  [29]楊汝生:《中貝友誼的結晶》,《人民日報》1991年6月24日。

  [責任編輯:葉張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簡介]杜英,歷史學博士,副教授,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241003;陳金龍,世界史博士后流動站工作人員,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200241。

  本文為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安徽對非洲援助與合作的問題與對策研究”(AHSKY2014D6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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