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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援建中國人民海軍述論(1949-1960年)
發布時間: 2019-02-11    作者:孫澤學 賀懷鍇    來源:國史網 201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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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誕生于1949年4月,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20世紀50年代中國人民海軍不斷發展壯大,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蘇聯的援助。目前學術界關于蘇聯對華援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經濟及技術方面,軍事援助的相關研究雖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關于蘇聯援助中國人民海軍的研究則比較薄弱,僅僅進行了初步探索(目前關于蘇聯援建中國海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當代中國海軍》(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趙陽輝的《蘇聯對中國海軍技術教育的援助——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海軍工程系為例(1952-1956年)》(《中國科技史雜志》2006年第1期);楊愛華、劉一鳴的《蘇聯對中國海軍實施技術援助探微》(《自然辯證法研究》2014年第11期);李嘉豪、肖瑜的《蘇聯對華提供海軍援助的歷史考察(1949-1953)》(《近現代國際關系史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蘇聯檔案的解密為此問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本文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對相關資料的細致爬梳,對蘇聯給予中國人民海軍的裝備及技術援助、蘇聯海軍專家顧問對中國人民海軍建設的貢獻、蘇聯援建與中國人民海軍的自主發展等問題進行探討,以期推進對此問題的深入研究。 

  一、蘇聯對華海軍裝備及技術援助

  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黨“建立海軍這一現代化的軍種,既無條件,也無可能”[1]。隨著解放戰爭的推進,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提出爭取在1949-1950年組成一支能夠“保衛沿海沿江的海軍”的目標。[2]在國民黨起義海軍的基礎上,1949年4月23日,華東軍區海軍正式成立,揭開了人民海軍發展的序幕,但“那時我們擁有的一些艦艇、船只,無論是從國民黨海軍起義、投誠過來的,還是利用商船改裝,或是從香港等地買來的,大都破舊不堪”[3]。朝鮮戰爭爆發后,由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實行封鎖禁運的政策,中國人民海軍要發展只能向蘇聯尋求援助。

  (一)斯大林時期對華海軍援助

  1949年6-8月,劉少奇秘密訪蘇,在雙方會談中,斯大林提出“中國應當有自己的艦隊。我們準備幫助你們建立艦隊。例如,現在我們就可以打撈那些軍用和商用的沉船,并幫助把他們修理好”,“也可以提供掃雷艇”。[4]中蘇雙方就蘇聯海軍援華達成了初步共識。

  新中國剛剛成立時,國民黨海軍不斷侵擾、襲擊、進犯大陸沿海地區。為加強沿海地區的防衛,中國計劃先從蘇聯引進一批小型防御艦艇。1950年4月,周恩來致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布爾加寧(布爾加寧,1947-1953年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1953年3月至1955年2月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部長。),“提出一批急需的海軍艦艇、飛機和海岸炮的訂單,要求蘇方在一九五〇年夏天或至遲一九五一年春天前發來中國”[5]。蘇聯很快做出批復,援助中國6艘魚雷快艇,并于當年8月運抵青島。[6]

  1950年2月14日,中蘇簽署了3億美元的貸款協定,[7]原計劃將其中一部分撥給海軍。朝鮮戰爭爆發后,為鞏固中國國防,海軍領導機關于8月制訂了《海軍建設三年計劃》,“準備向蘇聯購買和在國內制造戰斗艦艇205艘(55300噸)、各種飛機420架,以及36個海岸炮連等裝備”。[8]10月27日,毛澤東向斯大林提出,中國急需蘇聯提供魚雷快艇、漂雷和海軍岸炮等武器裝備,并擬派海軍司令蕭勁光和顧問庫茲明赴莫斯科,“以便就申領上述武器裝備問題及中國海軍未來建設問題同蘇聯海軍負責同志進行談判”。[9]斯大林隔日復電同意。

  11月,蕭勁光等人抵達蘇聯,與蘇方洽談《海軍建設三年計劃》的援助問題,但談判并不順利,蘇方擔心向中方提供海軍艦艇會刺激美國,因水面艦艇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旅順港,再由旅順到青島,無法避開美軍的偵察,所以,蘇聯只答應通過陸路運輸小型艦船及器材。[8](p.55)11月28日,周恩來致電蕭勁光、羅舜初(羅舜初,1950年6月任海軍參謀長,1952年3月任海軍第二副司令。):“如果三年計劃一時不易談定,最好只談明年度最少限度的并只能用車運的海軍防御設備。”[5](p.101)中蘇僅就1951年海軍援助達成共識。

  1951年3月27日,周恩來再次致電斯大林:“1951年請領物資如下:魚雷快艇12艘,加上1950年供貨計劃所列的18艘。”[9](p.262)5月16日,蘇聯在旅順向中國交付了1950年供貨計劃所列的18艘魚雷快艇;26日,蘇聯按照周恩來所開列的1951年的海軍供貨清單,在塘沽港移交給中國12艘魚雷快艇。[10]

  為了支援朝鮮戰事,須從蘇聯大量購置飛機與大炮,而中國外匯有限,中央決定縮減海軍經費。1951年11月,中央軍委整編工作會議就海軍建設計劃做出決定:一要縮小,二要推遲。海軍的三年建設計劃要到1955年完成,即將三年計劃改為五年計劃,而且數量上還要減少。會后,海軍將三年計劃改為《海軍五年建設計劃》,并大大減少了購置艦艇、飛機和岸炮等裝備的數量,縮小了部隊基礎建設規模。[11]1950年和1951年,海軍“只開支了約2000萬美元”。[3](p.225)12月15日,毛澤東就海軍1952年訂貨問題致電斯大林,請他“考慮可否將若干種艦艇藍圖轉交我們,并在中國尚不能解決主要造船材料時,供給我們以主要機器和武器,并派出造船專家幫助我們制造”[12]。

  斯大林于1951年12月22日和1952年1月28日曾兩次致電中方,建議中方海軍建設計劃“應擴大一些”。針對斯大林的建議,毛澤東回電稱:“我們進行了初步計算并得出結論,需要向蘇聯訂貨的總額約為18億盧布。為了完成中國海軍人員訓練計劃,上述訂貨必須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但中國政府在這3年內無力償還這筆外匯。因此我們請蘇聯政府對中國國防建設包括海軍在內以提供貸款的方式予以援助”。[13]

  1952年4月,蕭勁光、羅舜初率中國海軍代表團赴莫斯科,以《海軍五年建設計劃》為中心與蘇方展開談判。在談判中,蘇聯堅持用外匯現款,而中方要求以貸款方式,因付款方式的分歧,談判一度陷入停頓。同年8-9月,周恩來率團與斯大林會談時提出貸款40億盧布的要求,其中海軍供貨21.26億盧布[13](p.279)。對于貸款的總額,斯大林表示“不可能貸40億”,究竟貸多少,“要經過計算”才能確定。[14]

  艾森豪威爾當選美國總統后,準備對朝鮮實施新一輪軍事進攻,毛澤東預計“敵人將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東海岸一帶發動登陸作戰”[13](p.302)。1953年1月7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當敵人在安東至平壤一線的朝鮮西海岸地區實施登陸戰役時,我們準備向朝鮮派出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海軍作為志愿軍”,并希望斯大林給予援助,提供18艘魚雷快艇、105架飛機、60門海岸炮(100毫米火炮與130毫米火炮各12門、37毫米火炮36門)及其一定數量的魚雷、水雷、炮彈等。[13](pp.310-311)鑒于朝鮮戰場的形勢,1月27日,斯大林復電毛澤東,同意撥給中國10艘魚雷艇、83架飛機、26門37毫米火炮和8門130毫米火炮,“魚雷、水雷、空投炸彈及其他軍需品均按您的電報撥給”,[13](p.319)其援助數量打了一定“折扣”。

  1949-1952年,受朝鮮戰爭的影響,蘇聯對中國人民海軍的援助雖然相對較少,但為人民海軍的創建與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同時也為保衛中國海疆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六四協定”與“二四協定”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蘇雙方關于海軍援助的問題基本采取一年一議的方式,一般由毛澤東或周恩來向斯大林提出援助訂單,蘇聯就中方要求提供援助。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羅舜初赴蘇參加吊唁活動后,重提被擱置的海軍援華方案,蘇聯新上任的領導人馬林科夫等人不知有此計劃。經過羅舜初與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部長布爾加寧、副部長朱可夫、蘇軍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海軍參謀長法金的溝通,蘇方才重啟斯大林時期的海軍援華方案。鑒于以上情況,羅舜初向周恩來等報告,判斷蘇方可能給不了太多援助,我們要有所準備,“因為計劃可能縮小,海軍的發展,主要靠本國工業的發展,為了推動和提高我國造船工業和學會技術,我們所需艦只,除少部分快艇、潛艇供給若干現成品外,其他則由我們現有船廠添設必要設備,并請蘇方供給藍圖及一切材料,并派專家指導進行裝配船只”。[15]

  經過三個月的艱苦談判,1953年6月4日,中蘇雙方簽訂了《關于供應海軍裝備及在軍艦制造方面對中國給予技術援助的協定》(以下簡稱“六四協定”)。該協定包括三個附件:一是關于1953-1955年蘇方供應的成品艦艇、武器和其他物資;二是關于1955年應交付的造船材料;三是關于供應的技術資料及蘇方派遣專家來華和代為培訓中方實習生。根據該協定,1953-1955年中國人民海軍從蘇聯進口的武器裝備計有各類戰斗艦艇143艘、輔助艦艇84艘及其他裝備。[3](p.260)其中,供貨價值的1/3由中國方面交付現款,2/3用蘇聯提供的貸款償付。[16]為履行協定,中國向蘇聯貸款6.1億盧布。[17]中國原來提出的是五年計劃,為何這項協定變成了三年的訂貨計劃?這是因為蘇聯的第五個五年計劃到1955年完成,海軍援助計劃要與蘇聯的五年計劃相適應。蘇聯向中方解釋:“根據三年計劃,再加兩年計劃,不就是五年計劃了嗎”。但由于缺少經費,后兩年中國并沒有增加訂貨,而是以這三年訂貨作為五年計劃的內容。[3](p.260)

  1953年8月,中央軍委根據緊縮開支的精神,指示海軍再行縮減經費。蕭勁光在致毛澤東等的信中說:“自海軍建立以來,恰值朝鮮戰爭時期,海軍建設處于極次要地位,原來海軍在蘇訂貨之經費,大部轉撥建設空軍……為了國家重工業建設削減軍費,我們認為是應當的,但海軍建設是否可從整個軍費以內,適當調整,以使其逐漸生長,以應付海上斗爭的需要。”[16](p.232)1954年2月12日,周恩來就海軍的五年建設計劃問題召開專題會議,蕭勁光在會上匯報了海軍五年計劃的內容,“計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就是中蘇三年(1953-1955年)訂貨協定提供的武器裝備;另一部分是我們打算在后兩年(1956-1957年)內增加的,總計需要外匯13億多盧布,約合人民幣(舊幣)12.6萬億元”。[3](p.256)蕭勁光提出在原來9億多盧布的基礎上,1956-1957年再增加4億多盧布,但與會人員多主張國家外匯有限,不能再追加海軍軍費,即“只能以同蘇聯商定的三年訂貨9億多盧布的計劃在五年內實施,不可能再增加新的兩年4億多盧布的訂貨”[18]。周恩來在總結時說:“從我國造船工業發展速度、國家財政能力和與蘇聯訂有三年海軍協定等情況出發,海軍五年的建設計劃應該是在五年時間內實現中蘇三年海軍訂貨協定,即以蘇聯根據協定供應的海軍裝備作為我國海軍五年建設計劃方案,不可能再增加新的兩年訂貨計劃”。[19]

  中國人民海軍經過幾年的建設發展以及“六四協定”的實施,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仍然比較落后。當時,蘇聯部分艦艇開始裝備導彈,核潛艇正在加緊建造。鑒于這種情況,為謀求海軍發展,中國希望蘇聯向海軍提供新技術援助。1958年4月,蕭勁光等在給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和中央軍委的報告中提出:“我們基本上已不宜繼續按照這些老資料進行建造,而急需獲得蘇聯建造新的艦艇設計圖紙及建造各種新的機械武器的資料,以便使我們少走彎路。”[3](p.295)彭德懷將報告轉呈周恩來。6月28日,周恩來致信赫魯曉夫,正式向蘇聯提出了援建中國海軍新技術的請求。7月15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同意給中國海軍提供技術援助。[20]

  1958年11月,以海軍政委蘇振華為團長的代表團赴蘇,經過幾個月的談判,兩國于1959年2月4日簽訂了《關于在中國海軍制造艦艇方面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援助的協定》(以下簡稱“二四協定”)。依據該協定,“蘇聯向中國有償轉讓5種型號艦艇、2種型號導彈、9種型號艦用主機、51項設備的設計技術圖紙資料及制造特許權,同時派專家來華指導”。[21]在談判中,中方曾提出核潛艇的制造問題,蘇方雖表示“沒有準備提供技術援助”,但仍提供了核潛艇設計的部分關鍵圖紙。關于導彈驅逐艦問題,蘇聯表示“由于技術的原因,不可能予以援助”[22]。最終,除核潛艇、導彈驅逐艦外,蘇聯在其他項目上基本按照協定給予中國援助。2月7日,在《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技術上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和擴建工業企業的協定》中,蘇方同意援建中方海軍用雷達制造廠。[23]

  中國人民海軍最初從購買快艇及一些相關裝備到引進生產艦艇的成套設備、材料和技術進行裝配制造,再到“二四協定”的簽訂,在蘇聯專家顧問的幫助下,中國人民海軍的裝備發展進入“仿制改進”時期。1960年,蘇聯撤走在華軍事專家,中國人民海軍的發展受到影響,但海軍官兵克服困難,向著獨立自主發展的目標不斷前進。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基本上實現了“二四協定”轉讓引進制造的幾型艦艇的設備材料等國產化[24],先后制造出“兩艇一雷”(即魚雷潛艇、魚雷快艇、魚雷)、“兩艇一彈”(即導彈快艇、導彈潛艇、導彈),促進了船舶工業體系的建設和科研生產技術的提高。

  (三)蘇聯移交旅順口海軍根據地裝備

  1945年8月,蘇聯與蔣介石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根據協定規定,旅順口作為海軍根據地供中蘇兩國艦船使用。此后該地一直為蘇軍駐守。1950年2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在莫斯科簽訂,協定規定:“締約國雙方同意一俟對日和約締結后,但不遲于一九五二年末,蘇聯軍隊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并將該地區的設備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償付蘇聯自一九四五年起對上述設備之恢復與建設的費用。”[25]

  朝鮮戰爭爆發后,鑒于國際形勢的變化,中蘇重新洽談旅順口問題。1952年8月,莫洛托夫與周恩來達成延長兩國共同使用旅順口海軍根據地的期限。1954年9-10月赫魯曉夫首次訪華時表示,蘇聯軍隊將從旅順口撤出,10月12日,《中蘇關于蘇聯軍隊自共同使用的中國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并將該根據地交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支配的聯合公報》宣布,在1955年5月31日前“蘇聯軍隊自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并將該地區的設備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26]。

  1955年2月,中央軍委發出電令,成立旅大防衛區接收委員會海軍分會,負責旅順口海軍根據地的接收工作。蘇聯駐軍從旅順口撤出時,中方“有償接收的蘇軍裝備主要有小型魚雷艇、護衛艦、各類輔助艦共66艘;水魚雷轟炸機、教練機78架;180毫米、130毫米、100毫米岸炮40多門,85毫米、37毫米高射炮110多門,以及其它器材等”,[22](p.242)價值約2.7億盧布[27]。

  另外,蘇聯還無償移交給中國護衛艦、護衛艇各2艘,布雷艦1艘。[22](p.242)這些裝備提高了中國人民海軍艦隊的實力和近岸防御能力,增強了海軍的力量。

  二、蘇聯海軍專家顧問對中國人民海軍的援助

  中國人民海軍是“人民解放軍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個技術復雜、裝備現代化的新軍種”,應該建立一支什么樣的海軍,通過什么步驟和途徑建設海軍,這一系列大政方針問題都是擺在海軍創建者面前的新課題。[28]聘請蘇聯專家顧問,學習借鑒蘇聯海軍的先進技術和經驗,是當時最切實可行的“捷徑”。

  (一)蘇聯海軍專家顧問援華基本情況

  蘇聯除了對華援建海軍裝備及技術外,還應中方要求派遣海軍專家顧問來華。1949年6月,斯大林與劉少奇會談時即主動提出可以派遣專家來華,幫助清除上海的水雷,在大連、旅順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教會中國海員如何清除水雷。[29]7月31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讓隨同劉少奇訪蘇的王稼祥留在莫斯科“幫助劉亞樓、張學思等接洽創辦海軍、空軍兩校事完畢”。[30]8月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十四兵團司令劉亞樓、安東海軍學校副校長張學思抵達莫斯科,“與蘇商談幫助我建設航校、海校等事宜”。[31]9月19日,蘇聯部長會議決議向中方派遣軍事顧問,其中向中國海軍派遣指揮人員5人、教官75人、翻譯6人,共計86人,[32]實際來華84人[3](p.232)。11月,張愛萍訪蘇回國時帶回6位海軍專家[33];12月,又有621名海軍專家顧問來華[28](p.36)。根據“六四協定”的規定,1954年11月,蘇聯政府組織了專門的技術援助委員會,該委員會先后有288位專家顧問來華。[8](p.85)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海軍專家顧問來華人數較多。經過幾年的建設,中國人民海軍逐漸步入正軌,中國海軍學校和艦隊中的多數蘇聯顧問陸續回國。

  新中國成立后聘請了大批蘇聯軍事專家顧問,海軍“每年都要聘請來一批,多則幾百,少則幾十人。直到1960年,累計達到3390余人”[3](p.232)。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加劇,1958年,“赫魯曉夫的北京之行不僅沒有消除蘇中之間已經形成的裂痕。相反,從那時起標志著兩國關系更加緊張,分歧進一步擴大”[34]。隨著中蘇矛盾的激化,1960年7月,蘇聯駐華使館在致中國外交部的照會中指出:“包括軍事方面在內的蘇聯專家和顧問,按照他們自己的意愿,將被召回他們的祖國”[35]。隨后,在華蘇聯海軍專家顧問陸續撤離中國。

  (二)蘇聯海軍專家顧問在華援建活動與貢獻

  蘇聯海軍專家顧問對中國海軍的援助活動及貢獻主要包括援助海軍學校建設、訓練海軍官兵、為海軍機關提供戰略、戰術與制度建設指導等方面。通過蘇聯海軍專家顧問的指導,中國海軍學校得到初步發展,海軍部隊官兵掌握了海軍的基本知識與技能,海軍制度逐步完善。

  第一,援助中國海軍學校建設。援華蘇聯專家顧問被安排到海軍的各個部門,其中海軍學校安置最多,第一批援華蘇聯海軍專家84人全部安置到大連海軍學校。華東軍區海軍學校建立時,已有蘇聯海軍專家當顧問,“開始人少,只兩三個人,到聯校時多了,10多個,各個分校都有蘇聯專家顧問”。[22](p.152)在教學中,蘇聯海軍專家“協助我們制定教育計劃,編寫各科教學大綱與教材,制定一套較完整的教學制度,使學校教學工作從一開始就走上正規”。大連海軍學校為了最大程度發揮蘇聯專家的作用,組成了由蘇聯專家、翻譯、教員三位一體的學科組,大部分課程都是由專家通過翻譯逐章逐節地傳授給教員,再由教員上臺講課。[22](pp.155,159)在蘇聯專家顧問的幫助下,“通過幾年的努力,學校在建設正規海軍學校的工作上,由不懂到懂,由不熟悉到熟悉,逐步獲取了辦正規院校的一套完整的教育工作經驗”[36]。

  第二,幫助訓練人民海軍官兵。毛澤東首次訪蘇時即向斯大林提出在建立海軍方面希望得到蘇聯援助,斯大林答應“可以在旅順為中國海軍培養干部。你們出人,我們提供艦只”。[32](p.176)后來,中國快艇大隊、驅逐艦大隊與潛艇部隊都是在蘇聯專家顧問的指導下訓練的。快艇基地及快艇大隊建設時,“所屬基地設計、施工等都是顧問親自下手并督促著做,所有快艇人員(干部、戰士)都是專家親手培養”[37]。在驅逐艦大隊訓練過程中,艦隊“大隊長、艦長、部門長、軍士長都是兩套班子,一套是我們的人,一套是蘇聯人。我們管政治和全面工作,蘇聯人管軍事技術訓練和操作”,蘇方實行“一對一”的訓練方法,蘇方艦長教授中方艦長,蘇方士兵教授中方士兵。蘇聯專家顧問要求非常嚴格,“理論考試不合格者決不允許實操;執行條令條例、規章制度絕不含糊;不準確的動作反復操練,直到符合要求為止”。[22](p.122)中方海軍官兵完成訓練,蘇方海軍專家才陸續撤離。

  蘇聯在旅順基地幫助中國訓練4艘潛艇共計275名官兵時,先由蘇軍軍官提供譯成中文的各門課程教材,選擇要點對中方教員進行講解,再由我方教員在課堂進行講授。潛艇部隊是中國人民海軍中一個完整的建制單位,“歸海軍直接領導,又生活于蘇聯潛艇部隊中,學習、行政管理,均由蘇軍領導”。[22](p.101)經過三年的學習,潛艇部隊學員出色地完成了訓練任務。1954年6月,中央軍委批準成立海軍潛水艇獨立大隊,標志著中國有了自己的潛艇部隊。

  第三,幫助中國人民海軍完善各項制度與提供戰術指導。中國人民海軍軍官最初“大都是由陸軍調來的,對海上知識毫無所知……領導機關從毫無經驗,到現在初步懂得組織指揮海軍作戰的要領,初步學會如何訓練海軍諸兵種,所有這些成績,都是在顧問團的幫助下獲得的”。在對指揮機關的業務指導與建立科學的組織編制方面,“顧問團提供了適合于海軍需要的制度,并指導進行工作的方式方法”。同時,“在戰略戰術指導上,提供了若干材料。在政治工作上也有一定幫助”。[37](pp.301-302)在人民海軍創建時期,蕭勁光“特別強調向蘇聯海軍學習問題,他不但自己工作中遇到問題及時向蘇聯顧問請教,而且利用赴蘇聯訪問的機會,拜訪了蘇聯海軍10多位高級將領和海軍部門負責同志,探討有關海軍建設的問題;他號召海軍全體指戰員要‘向蘇聯海軍學習’”。[38]海軍各部門都聘請了蘇聯專家,遇到問題可以隨時向他們請教。總之,蘇聯援華海軍專家顧問對中國人民海軍初期的發展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蕭勁光曾形象地比喻蘇聯援華海軍顧問對中國海軍的幫助:“你們是中國海軍生長的接生婆;你們是中國海軍生長的保姆;你們是中國海軍發展的教員先生”,“中國海軍是你們從擔任接生婆、保姆到擔任教員所一手幫助培植起來的”,中國海軍建設的成績“是與蘇聯專家的幫助分不開的”。[39]

  (三)援華海軍專家顧問與中方的矛盾及其解決

  蕭勁光曾經談道:“當時來華的顧問、專家,對我們的態度是熱情友好的”,但蘇聯海軍專家顧問的意見和建議并非完全正確或適合中國國情。在實際工作中,中蘇雙方難免發生矛盾,一些蘇聯海軍專家顧問“由于過分相信自己的一套是正確的,處理問題往往比較主觀、武斷,不大考慮我國的國情”。[3](p.232)有時,如果中國人民海軍官兵違背了蘇聯海軍專家的意見,有些專家“就會惱火,發脾氣”[22](p.153);還有些蘇聯顧問要求中國“全面學”蘇聯。在政治工作制度方面,他們要求我們同蘇軍一樣,實行單一首長制,而中國實行的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在政治課內容講授問題上,蘇聯顧問堅持以講授聯共(布)黨史為主,張學思曾就此問蘇聯顧問:“在蘇聯是以聯共(布)黨史為主呢,還是先講別的國家的黨史?”顧問回答:“當然是以講聯共(布)黨史為主”,張學思繼續說:“既然你們是以本黨歷史為主,我們也應以講自己的歷史為主,否則,連自己黨的歷史都不懂,怎能更好地理解你們聯共的歷史呢?”[40]類似的問題時有發生。

  在派遣蘇聯專家顧問時,斯大林曾說:“如果發現我國專家中的個別人有不良行為,請你們通知我們。正像人們所講的,家中難免有丑陋之人,在好人當中也可能會發現壞人。不良行為將會敗壞蘇聯的國家榮譽。因此,我們對此將進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話,將進行懲罰。”[32](p.72)蘇聯對派往中國的軍事專家顧問曾提出過既細致又嚴格的要求:第一,他們在中國工作時,必須牢記領導軍隊的中國將領和軍官才是主要負責人,應在工作中盡力幫助他們。第二,蘇聯軍事專家顧問在提出建議時,必須考慮民族的、生活的和文化的特點,也要考慮中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狀況,最后決定問題和實際處理的權力屬于中國。第三,當蘇聯軍事專家顧問和教官對有關問題發生爭論,或者對中國將領和軍官制訂和執行措施的正確性產生懷疑的時候,可以將這些問題轉交給中國相應的上級軍事部門。第四,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工作的蘇聯將領和軍官應該神圣地維護蘇聯公民的尊嚴、蘇聯武裝力量代表的職責和榮譽,應該時刻牢記,每一個人的正確行為和勤懇的工作將為蘇聯國家增光。第五,蘇聯將領和軍官的任何輕視與高傲的表現都是不可容忍的。第六,在生活和文化方面蘇聯軍人應該起表率作用,不準收受各種額外的勞動報酬,不準享受協議書中沒有規定的各種無償物質服務。[32](p.113)雖然有以上規定,但在實際工作中由于諸多原因難免發生矛盾。對此,蕭勁光回憶道:“情況反映到我們耳朵里,我們一般都是嚴格要求自己,批評自己的干部。因為專家都是我們聘請來的,關系處理不好,不僅會影響他們的工作積極性,還可能影響到兩國的友好關系”。[3](p.232)由此可見,當時中蘇雙方在處理人員矛盾時都能從大局著眼及時化解。

  當然,在向蘇聯專家顧問學習的過程中,中方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工作聯系不夠。有的干部忙于事務,沒有經常與蘇聯專家顧問進行協商,因此,“顧問不能全面了解我們的實際情況,也很難按照情況提出切合實際的建議”。二是向專家顧問學習不夠虛心,表現在“有困難問題很少向顧問商量解決”。專家所提供的材料“對我們都是很寶貴的,但我們沒有認真學習。有的認為好是好,但我們目前還不十分需要,有的懷疑是否適合中國特點,有的對顧問采取不適當的態度,對專家寶貴意見尊重不夠”。[37](p.303)有些人受西方思想的影響,認為“蘇聯是政治第一,英美則技術第一”;有些海軍起義官兵認為“自己肚里有貨”,不主動咨詢蘇聯專家顧問的意見;一些從陸軍調來的干部認為自己“有一套”,向蘇聯專家顧問學習不夠積極,甚至不學習。[41]

  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有些官兵思想上存在保守主義、經驗主義,接受新事物遲滯緩慢,在新事物面前還想以舊辦法來應付;第二,有的官兵不承認蘇聯軍事科學的先進性;第三,對當時的國際環境認識不夠明確。

  針對這些問題,中國人民海軍“在部隊和干部中,宣傳蘇聯軍事科學的優越性,清除經驗主義和保守主義,號召所有人員向蘇聯學習。建立蘇聯專家和我們的聯系制度,一起辦公,請顧問參加黨委會,定期和顧問商量工作”,組織海軍官兵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要求“尊重蘇聯顧問的意見,對顧問的任何提議要慎重考慮。如感覺不適合本身情況,應直接告訴不能實行;如認為需要辦而一時辦不到,必須堅決克服困難力求辦到,并將辦理情況和顧問商量”。[37](p.304)通過以上舉措,中國人民海軍官兵在思想上克服了保守主義,認識到了蘇聯軍事技術的先進性,改善了與蘇聯援華海軍專家顧問的關系。

  三、蘇聯援助與中國人民海軍的自主發展 

  毛澤東認為,爭取蘇聯的援助是很必要的,“但主要的還是自力更生”,過分強調依靠蘇聯的幫助是不妥當的。[42]關于如何向蘇聯海軍學習的問題,1951年,周恩來接見張學思時說:“他們辦海軍有經驗,我們應該虛心向他們學習,但不能一概照搬照抄。”[22](p.164)1954年,蕭勁光在視察海軍艦隊時就學習蘇聯與自主發展的關系講道:“你們要能鉆得進,還要跳得出”。[22](p.123)同年,蕭勁光提出了海軍武器裝備的發展步驟:“第一步,爭取國外援助成套材料、設備和技術,在國內裝配制造,建立造船的一定基礎;第二步,消化、吸收國外技術,進行仿制,逐步做到材料、設備國內自給;第三步,立足國內,自行設計,使用國產材料、設備,完成海軍第一代武器裝備的研制。這三個步驟貫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38](p.275)可見,自籌建海軍起,中共中央及海軍領導就辯證地認識到蘇聯援助與自主發展的關系。

  中國人民海軍的建設,“開始是以陸軍為基礎,參照蘇聯海軍的經驗搞起來的”。[36](p.234)在向蘇聯學習的過程中,“由于我們處于海軍建設初期,缺乏知識和經驗,不能做到有選擇地學,因而出現了一些生搬硬套的做法”。[3](p.233)海軍領導中有人說:“全面向蘇聯學習……乃是建立正規海軍和提高干部業務技術水平最便捷的道路,也就是唯一的道路”,他們認為,在海軍建設上,“我們自己沒有一套,就必須學習蘇聯的一套”。[43]因此,在學習的過程中出現了盲目照搬蘇聯模式、忽視中國國情的現象。當然也有人已經意識到蘇聯海軍的經驗有的并不完全適合我國國情,妨礙了海軍建設的發展。如蘇振華在海軍黨委第一屆第四次全會總結發言中指出:“蘇聯人民和蘇聯絕大多數專家熱情誠懇地幫助我們,對我們海軍建設起的作用很大。如果驕傲自滿,拒絕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是不對的……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即學習與獨創相結合,有分析,有批判,有選擇地學習的原則,以我為主,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他強調:“關于英美道路、陸軍道路、蘇聯道路三條道路的提法問題……我們的海軍的建軍路線、建軍方針、作戰原則都是貫徹以我為主的。因此,在軍隊建設上籠統地提出走蘇聯道路是不恰當的,容易模糊以我為主的思想”。[44]

  至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隨著中蘇分歧逐漸加劇,中國更加強調自主發展的必要性。1958年,毛澤東指出:“學習蘇聯先進經驗一定要和自己的獨創相結合。”[42](p.393)周恩來強調:“我們要爭取蘇聯的幫助,但要去掉依賴思想……蘇聯的幫助是重要的,但起決定作用的是中國人民,這和尊重、團結蘇聯是兩回事。有時我們的一些同志把蘇聯的幫助說成是決定的條件,這是不對的”。[45]針對中央提出的蘇聯援建與自主發展的指示,蕭勁光要求海軍官兵:“應本著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凡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自己解決”。[3](p.295)羅舜初也指出:“發展尖端技術還是要靠自己,能有外援當然好,但不能放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46]

  1960年,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在華專家后,使得中國人民海軍建設中的仿制和各項科研試驗工作一度陷入困境。面對困難,人民海軍官兵認識到:“靠人家拐棍靠不住,《二四協定》轉讓制造造不下去了,只好加緊立足國內配套。蘇聯一卡,美國封鎖,只好立足于國內自己干”。[24](p.338)海軍科研機關“把完成‘二四協定’產品的仿制作為當前的中心工作,通過仿制,提高自行研究設計的能力”,[41](p.396)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二四協定”轉讓、引進、制造的幾種艦艇的設備材料基本上完成了國產化。此后,中國人民海軍走上了自主發展的道路。

  四、結語

  1949-1960年,蘇聯援華海軍專家顧問對中國人民海軍的正規化、組織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在作戰訓練、裝備更新、工程建設、后勤保障、學校建設等方面給予了全面幫助,雖然有時出現一些矛盾,但總體上雙方關系是和睦、融洽的。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海軍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光聘請顧問、專家來華是不能滿足需要的。我們必須走出去……于是我們同蘇方商定向蘇聯派出我們的留學人員”,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我軍先后派出軍事留學生800人左右”[47],“軍事類留蘇生以海軍留學生最為集中”[48]。1951-1953年,人民海軍先后派出166人到蘇聯海軍高級專科學校學習,另外還選派了275人到旅順蘇聯潛艇分隊學習。[28](p.37)1952年8月13日,海軍副政委劉道生致信中央領導:“從長遠考慮,為適應建設強大海軍的需要,提高高級干部海軍專業知識,培養艦隊以上指揮員的指揮才能,急需選派一批海軍高級干部赴蘇聯學習”[49],而“現在送蘇聯學習的,僅是初、中級干部(最高的是營級),只能解決部分問題。艦隊以上的干部一個還沒有”。[50]劉道生的提議得到中央肯定,蘇聯也表示愿意為中國培養一批高級干部。1953-1957年,中國人民海軍分6批(4批本科班、2批速成班)共派出幾十名高級干部到蘇聯伏羅希洛夫海軍學院學習。[51]與此同時,中國人民海軍初級和中級干部仍繼續到蘇聯學習。20世紀50年代,中國人民海軍共派出留蘇學員300余人[48](pp.84-89),他們后來成為人民海軍的中堅力量。

  20世紀50年代,斯大林曾多次建議中國加強海軍建設,并主動提出給予援助。當時,蘇聯正處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后恢復期,蘇聯海軍“也還很困難,武器裝備比較落后,最大的軍艦還是幾條老巡洋艦”,[3](p.215)但仍堅持給予中國一定的援助。對此,彭德懷在中共八大上說:“我要表示對于我們偉大盟邦蘇聯的感謝,因為蘇聯在供應軍事裝備和幫助我們建設軍事工業方面,作了完全兄弟般的努力”。[52]當然,蘇聯幫助中國也有對本國利益的考慮,斯大林說:“每個國家都需要朋友、需要外援、需要合作與互助。”[53]赫魯曉夫說:“蘇聯幫助中國不是無私的,就是為了自己。”[45](p.173)蘇聯幫助中國可以壯大社會主義陣營,增強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抗衡的力量。

  由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中國人民海軍要發展只能向蘇聯尋求援助。在向蘇聯學習之初,部分海軍人員和知識分子對學習蘇聯有不少看法,有的說“英美的海軍比蘇聯強,科技比蘇聯發達,應該向英美海軍學習”[22](p.164)。針對這種情況,通過人民海軍領導機關解釋、宣傳向蘇聯海軍學習的原因,扭轉了這部分海軍官兵的思想。學習蘇聯還是學習歐美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時代環境所決定的,中國人民海軍在建軍初期重視向蘇聯學習的做法,“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取得的成績也是突出的”。當然,“那時由于我們缺乏知識和經驗,在向蘇聯海軍學習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是次要方面”。[38]

  總之,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百廢待興,蘇聯對華海軍裝備及技術的援助與派遣海軍專家顧問進行指導,對中國人民海軍的發展起了較為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人民海軍發展的基礎。

  [參引文獻]

  [1]蕭勁光、吳宏博:《組建新中國海軍領導機關》,《軍事歷史研究》2016年第6期。

  [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頁。

  [3]《蕭勁光回憶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頁。

  [4]沈志華編譯:《俄國解密檔案:新疆問題》,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頁。

  [5]《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頁。

  [6]郭金炎:《大海之子?鄧兆祥》,黃河出版社1996年版,第393頁。

  [7]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第1集,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頁。

  [8]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1950年代中蘇關系見證》,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

  [9]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第3卷,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02頁。

  [10]海軍司令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編年史》,海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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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38頁。

  [13]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第4卷,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202頁。

  [14]〔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頁。

  [15]《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傳》第29卷,解放軍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頁。

  [16]《蕭勁光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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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8頁。

  [19]當代中國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1954年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2頁。

  [20]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第8卷,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75頁。

  [21]《當代中國的船舶工業》,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589頁。

  [22]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海軍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頁。

  [23]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頁。

  [24]《趙啟民將軍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36頁。

  [25]《中華人民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人民日報》1950年2月15日。

  [26]《中國與蘇聯關系文獻匯編(1952年-1955年)》,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年版,第311頁。

  [27]沈志華:《冷戰中的盟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家關系》,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頁。

  [28]《當代中國海軍》,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頁。

  [29]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55-56頁。

  [30]徐則浩:《王稼祥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頁。

  [3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頁。

  [32]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第2卷,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10頁。

  [33]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海軍綜述大事記》,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頁。

  [34]〔俄〕費德林著、周愛琦譯:《費德林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頁。

  [35]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第9卷,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66頁。

  [36]《劉華清軍事文選》下卷,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頁。

  [37]《袁也烈紀念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頁。

  [38]楊尚昆、宋任窮、劉華清等著:《一代元戎》,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頁。

  [39]《肖勁光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頁。

  [40]《海工大五十年》,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頁。

  [41]《劉華清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頁。

  [42]《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92頁。

  [43]《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傳》第8卷,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349頁。

  [44]《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文獻》第2冊,海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445頁。

  [45]《周恩來外交文選》,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頁。

  [46]李樹泉主編:《中國共產黨口述史料叢書》第4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頁。

  [47]朱訓:《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憶留蘇歲月》,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379頁。

  [48]田濤:《中國留學通史》新中國卷,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頁。

  [49]《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傳》第20卷,解放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頁。

  [50]黃傳會:《兩封舊函的光澤》,《人民日報》2016年8月3日。

  [51]《劉道生回憶錄》,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243頁。

  [5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頁。

  [53]《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17頁。

  [責任編輯:鄭珺]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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