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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云與評彈書目的整舊
發布時間: 2019-02-12    作者:金坡    來源:《評彈藝術的輕騎兵之路:十七年書目傳承研究》 201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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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云與評彈書目的整舊——以《珍珠塔》為中心

  在“以現代劇目為綱”的方針指導下,評彈界大搞說新唱新,忽視了對傳統書目的整理工作。[1]1957年秋,陳云因患過敏性皮膚病而到南方休養,期間,他聽了當時評彈界幾乎所有名家響檔及主要書目的演唱和錄音,“在這之后的30多年中,他聽的書目之多,在全國恐怕是獨一無二的,評彈界尊之為‘老聽客’。陳云同志還廣泛地接觸各種流派的評彈藝人,同他們一道研究發展評彈的問題”[2]。僅1960年前后一年多的時間里陳云就聽了1700多回書,且把聽過的書都作了筆記,包括每回書的詳細時間、內容梗概、特點以及問題等。[3]

  在大量的調查研究基礎上陳云對評彈傳統書目的整理工作提出了許多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意見。[4]1960年3月20日,陳云同上海市人民評彈團負責同志談話,指出“對傳統書的整理工作應重視起來”[5]。陳云認為“對傳統書,要逐步進行整理。如果不整理,精華部分也就不會被廣大聽眾特別是新的一代接受。精華部分如果失傳了,很可惜”[6]。通過對傳統書目進行整理陳云希望這些書目能夠達到“思想上,精華突出,主題明確;結構上,能長能短,前后連貫;藝術上,既要嚴肅,又要活潑”[7]。

  1961年2月4日,陳云講到其對整理評彈傳統書目的意見,“整理舊書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案,愈多愈好,可以各改各的,作一些試驗。通過演唱實踐,最后肯定哪一種好。還可以取長補短。改得失敗,內部可以討論,不要公開批評,以免藝人膽怯,不敢動手。整舊必須去蕪存菁,保留其無害的部分。突出的反動、迷信、黃色的毒素當然要清除,不必要的繁鎖冗長的東西刪去一些,也是好的”[8]。陳云認為,傳統書目中的落后成分是過去藝人為了賣錢糊口而硬加上去的,“今天的觀眾和過去的根本不同,沒有那么多空閑來聽冗長嚕蘇的東西了”。

  對于傳統書目,陳云始終以謹慎的態度對待。其認為“傳統書的毒素多,但精華也不少”[9]。1961年9月陳云在上海同吳宗錫、何占春談話,指出衡量一個書目的好壞要從能否教育人民來考慮,主要看是否符合大多數群眾的長遠利益。傳統書目不可能一下子都整理好,陳云認為整理傳統書目要就力之所及,采取積極的態度,逐步地搞,過急了不好,“傳統書目很多,不可能一下子都整理好。……這是一個牽涉到許多人吃飯的問題,必須慎重”[10],“看來幾個月整得完美是不可能的”[11]。

  為了提高整理效率,同時為了保存不同意見,陳云認為傳統書目的整舊工作,上海可和蘇州等地分工,同時又互相交流。可以按照書目分成若干小組,“里面有藝人,有專職寫作人員,也可以吸收一些社會上的思想政治和藝術水平都比較高的文化人參加”[12]。同時他還提出了整理舊書的具體工作步驟與方法安排:其認為,整舊工作可以分兩步走,首先把最突出的壞的地方刪掉,然后逐回整理。對于疑難的問題,可以采用爭辯的方式取得一致意見。當意見不一致時,可以保留意見,不搞強迫命令,“整舊工作要專業人員與非專業人員相結合,因為非專業人員沒有成見,往往容易發現問題。整舊還要老年、中年和青年藝人相結合,青年人沒有包袱,敢于突破和創造”[13]。1960年1月20日,陳云書寫了一份《對整理傳統評彈書目的意見》委托徐麗仙轉交吳宗錫,在這份意見書中明確提出整理傳統書目的八條原則與方法,“去其有害部分,保留精華部分和無害部分。同時可以作部分的必要的改編”,“防止反歷史主義的錯誤”[14],針對傳統書目中違背歷史史實的情況其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

  陳云認為應該以防止反歷史主義的態度以及科學的精神對待傳統書的書情。在評彈傳統書目的整舊工作中,為了避免損害了精華部分,要防止反歷史主義的傾向,“好的東西,優秀的傳統藝術,千萬不能丟掉”[15]。評彈老藝人楊斌奎說《描金鳳》時講到從蘇州坐船到朱仙鎮這條水路,陳云對明代時是否有這樣一條水路持懷疑態度。后來,他特意請中國歷史研究所的同志考察是否有這樣一條水路,經過專家考證確認這條水路在隋朝時已經開通,明朝時仍是能夠通船航行的。陳云認為這樣祛疑的考證是有益的,他同時還把歷史研究所的來件打印了數份分發吳宗錫、楊斌奎等人。[16]

 

圖一:陳云贈送楊振雄題詩《楓橋夜泊》

圖二:書壇楊家將:楊振言、楊斌奎、楊振雄

  陳云認為評彈演員不僅僅是藝人而且是治病的大夫和教書的先生,他曾跟評彈界人士講,“你們都是大夫和先生,不但治好了我的病,還教會聽眾很多知識。我的姐姐大字不識一個,可她說起《三國》、《水滸》來頭頭是道。她的知識哪里來的?還不是你們這些先生教的”[17]。基于此,陳云特別強調評彈演員應當學習文化,熟悉歷史、地理知識。陳云非常關心評彈藝人在文化、歷史、地理等方面的修養,他提出要評彈藝人要長見識,廣眼界,像山海關、潼關以及一些古今作為戰場的地方,評彈藝人都應該去看看。1961年4、5月份,上海評彈團在北京演出期間,陳云就特地要中央警衛局警衛處處長毛崇橫等陪評彈演員去頤和園、香山、八達嶺、革命軍事博物館、盧溝橋、周口店、雍和宮、天壇等處觀光。[18]

  1960年3月,陳云在杭州大華飯店新大廳連續聽評話演員汪雄飛的《過五關斬六將》,在與汪進行交流時陳云提到從許昌出五關、渡黃河到冀州這條路線,有些地方說錯了,有些地方則沒有說清楚。因此陳建議汪“要說好《三國》這部文學名著,應該學點地理知識,不妨到學校里請教老師”[19]。《隋唐》這部書是說隋末農民起義的,書中描述四平山有三四百萬兵馬,當年5月6日,陳云在同演員吳子安談話時講到該書要用新的歷史觀點來說,“要講歷史上的英雄,比如李世民的作用,更要講人民群眾的力量”。三四百萬兵馬要有后勤人員一二千萬,這不大可能,因此陳云認為說演義書,“要懂一點軍事常識,夸大不要過分”[20]。陳云希望,藝人對歷史與地名做點考證,不懂可以請教專家幫助。1962年12月27日,陳云在蘇州同周良、顏仁翰談話時再次指出,“古代人說現代人的話,是不合適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寧裝”[21]。

  不僅是要求評彈藝人提高文化素養,陳云還提出要發動評彈藝人寫藝術經驗,1961年3月1日,在給吳宗錫的信中陳云講到要找些評彈藝人總結一下說書經驗,“再找些藝人寫些說書經驗是很有用的,如果能寫上四五篇,可以出本小冊子,這對于評彈藝人特別是青年藝人是很有幫助的。現在寫關于評彈文章的人太少了,讓藝人自己寫一些很必要。我在報刊上看到的藝人的文章大多是關于本人的思想改變新舊社會對比認識等等,幾乎沒有看到過關于評彈藝術的文章”[22]。當年4月至7月,上海評彈團巡回演出期間,陳云再次要求該團負責人注意請老藝人寫說書的經驗“以前寫今昔對比的多了,而寫藝術經驗較少。對有人要研究評彈(指文學界、音樂界、戲劇界的人士),應表示歡迎,并予以協助,這對評彈是有好處的”[23]。

  評彈傳統書目中,有精華,有糟粕,還有中間的即無害的部分。糟粕應當剔除,而無害的部分,陳云認為應暫時保留,不必急于刪去。傳統書目因為經過多年的積累,內容過于繁瑣、拖沓,甚至將日常生活的吃飯、睡覺等內容都放在書里了。1960年1月20日,陳云即指出,傳統書目的整理應去其有害部分,保留精華和無害部分,壓縮繁瑣的部分。《西廂記》的情節是環繞張生與鶯鶯的婚姻問題展開的,而《寺驚》這一回中講到惠明和尚傳書一段,非常繁瑣。陳云認為惠明傳書是全書的枝節,應該簡略的,對于上海團將該段三言兩語一略而過的做法,他即表示贊成。

  在“三并舉”的方針指導下,上海評彈界開展了如火如荼的翻箱底運動,對此,陳云卻采取了較為謹慎的態度。其曾多次告誡上海評彈工作領導者:“演傳統的書目(包括分回),也演新創作、改編的書目,這才是‘百花齊放’”;陳云認為,開放傳統書目應采取謹慎態度,“要注意掌握,千萬不可一下子都放出來,回到老路上去”[24]。這里所講的“回到老路上去”是指回到解放前的演出狀態,因為解放前“評彈藝術中商業化,黃色色情的東西很泛濫”[25];“有的即純粹是毒素,如濟公傳”[26]。陳云講,“要知道,開放得亂了,損失會很大的,有些問題,沒有把握寧可慢些。多考慮一下,其缺點頂多是‘慢’,而如果做錯了,那就是‘失’,‘慢’和‘失’比起來,是‘慢’比‘失’要好得多”[27]。

  20世紀60年代初,陳云以極大的熱情投身于傳統書目的整理工作。在其親自指導下很多傳統書目的改編修訂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雙珠鳳》、《珍珠塔》等傳統書目的整舊工作體現了陳云同志的評彈觀。陳云曾多次觀看徐麗仙、張維楨、朱介生演出的傳統長篇彈詞《雙珠鳳》,1960年1月20日陳與徐麗仙等探討關于《雙珠鳳》的改編問題。在了解了哪些是已經把傳統說法改過的新的說法以后,他提出了整理意見。后來,陳云又寫信給吳宗錫贊揚了《雙珠鳳》的整理工作,“徐麗仙等說唱36個小時的《雙珠鳳》是好的,每部舊書如能都有這樣一部粗糙的但是有益的整理,則就可以說是一種成功”[28]。

  《珍珠塔》亦稱《九松亭》至遲在清代中葉已產生,講述明河南秀才方卿因家貧而遭姑媽奚落,其中狀元后假扮道士唱道情羞諷其姑,最后與其表姐完婚的故事。[29]該書是蘇州評彈史上具有較大影響的書目,被稱作“骨子書”、“唱不坍的《珍珠塔》”,由于該書流傳時間長、傳人多,且出過眾多名家響檔,因此當時評彈圈里很多人認為該書在藝術上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該書有先后傳人170多人,[30]新中國成立后以說唱該書見長的趙開生亦曾講,新中國成立初期評彈界大概有70余檔藝人演出《珍珠塔》[31]。該書長期流傳,久盛不衰是因為該書藝術成就較高,該書的結構、情節安排體現了評彈藝術的特點“語言文雅流暢,唱詞多,名篇多。因為說唱的人多,所以名家、響檔多,出現了眾多流派,極一時之盛”[32]。這部書由于形成較久,落后思想確有很多,像所有傳統書目一樣,也應該研究整理、推陳出新。不僅僅是要整理,因為該書存在較大影響因此對其整理問題涉及到如何正確對待傳統,對待戲劇遺產的問題,這是有關“推陳出新”的大問題。[33]

  評彈界對于該書的思想內容有兩種主要看法,一種認為該書以反勢力為主,具有積極意義;另一種認為該書在反勢力的外罩下,宣揚封建意識、封建倫理道德和功名利祿思想。[34]蘇州市文化局副局長周良認為該書“對勢力觀念的批判,并沒有掌握新的思想武器,仍然是站在封建的立場,用封建的思想進行批判的,因而這種批判是不夠有力的”[35]。上海人民評彈團黨支部書記吳宗錫(左絃)認為該書是一部充滿了封建意識,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和功名利祿思想的書目,是一部公式化、概念化的封建主義說教書。[36]1961年2月11日,唐耿良講到關于《珍珠塔》的整改問題,其講當時“爭論焦點為作不作官。有人認為作了官去羞姑,是以勢利反勢利,這就削弱了應有的人民性。但藝人們覺得改成方卿不作官很別扭。他們懷疑不作官能否向姑娘進行報復?目前演出采取不同的演法。作官的演法是通過丫頭批評姑侄雙方都勢利;不作官的演法是冒充作了官,去騙姑娘”[37]。評彈演員趙開生則認為“要改革《珍珠塔》,對人物處理要下一定功夫,還他們本來面目,使人可信、同情,聽眾才會關心”[38]。

  對于該書能不能整改,評彈界也存在著兩種思想。一種認為,該書“不容易改,雖不說不能改,但難改”;更多的則是對該書的批評和責難,“不少意見違背了歷史主義的要求,反映了整理工作中的‘左’的思想影響”。[39]

  不僅僅是聽對該書的批評意見,陳云更注意聽肯定《珍珠塔》的意見。在委托周良了解了各方面的意見以后,陳云分析了聽眾喜歡該書的原因,同時亦認為該書應該進行整理,其不同意這部書“不能碰”的說法,他認為《珍珠塔》一定要整理好,“這是一個重要的任務,全國解放已經十年了,如果再過十年,還是老樣的《珍珠塔》我們是不光彩的”[40]。不僅是要對《珍珠塔》進行整理,陳云還要江浙滬評彈界加以慎重的整理,“要改,要慎重地改,比如打仗,不打則已,要打就要打勝仗”,同時要求確保整理本的藝術質量“整理本,不但要做到內容好,而且也要做到詞句好。原腳本及詞過于文雅,對仗工整不一定就是文詞好,現在也不一定時髦了,我們應該改好,也能改好”[41]。

  1959年秋,朱雪玲、趙開生拼檔彈唱《珍珠塔》,陳云聽后即說“《珍珠塔》是部骨子書”。1960年2月到4月間,陳云兩次到上海,再次對傳統書目的整舊工作提出了指導性意見:

  整舊工作,要專業與非專業相結合,因為外行膽子大,冷靜,容易發現問題。整舊還要老年、中年及青年藝人相結合,青年人沒有包袱,敢于突破、創造。大輪廓、主要人物的安排(政治原則問題),可以由大家發表意見但要集中,最后應由黨的領導來集中。藝術細節問題,可由藝人充分發表意見,最后可由主要說這部書的人來集中,這樣,可以照顧他們演唱的要求。整舊要大膽設想。[42]

  在陳云的熱情指導下上海成立《珍珠塔》整理小組,成員多為彈唱該書的演員,蔣開華擔任主持,整理后由朱雪玲、卞迎芳演出。1960年2月18日到3月2日,薛筱卿在杭州唱了14天《珍珠塔》夜場。3月1日,陳云同薛筱卿談話,初步提出了對該書的整改意見,陳云認為《珍珠塔》宣揚封建道德的地方很多,需要改;當時的讀書人就是為了做官,讀書做官也不是容易的事,“三百個進士才出一個狀元”,因此不要去掉其中的功名思想。[43]

  當年5月16日,陳云在杭州同周良談話,了解了評彈圈里對《珍珠塔》以及對整理該書的各種不同的看法,5月30日,又聽了蘇州市評彈團青年演員薛小飛、邵小華對該書的演出。當日,在給蘇州市委宣傳部長凡一的信中陳云講了他對于該書場場客滿的感想,該書的“書情和說表,不見得比其他彈詞好,但就有這么多人去聽,值得我們注意一番”[44]。11月上旬,陳云在南京又觀看了尤惠秋、朱雪吟演唱的《珍珠塔》選回。在經過反復的觀看以及調查研究基礎上,1960年12月7日陳云找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李太成、蘇州市文化局副局長周良、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何占春、上海市人民評彈團吳宗錫等談其對于評彈整舊工作的意見。

  陳云認為長篇彈詞《珍珠塔》在社會上的影響非常大,其影響要遠遠超過戲曲,因此要做充分估計。對于如何整理該書,陳云也提出明確看法,鑒于該書影響大,“《珍珠塔》一向被認為是一部“碰不得”的骨子書,改得好改不好影響很大。改不好,別人話就會很多了”[45]。陳云認為,“就目前情況來看以保持在內部為宜”。對《珍珠塔》一書全部肯定采取原封不動的方式保持原樣或者是全部否定亦或者將全書進行“割裂”等具體的幾種方法陳云認為都是不夠好的。

  陳云指出,“現在的做法(指照原本自‘二次進花園’開書,說到‘三打不孝’)是又肯定、又否定,叫‘半肯定’,不是正當的狀況”[46]。整理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整理者也不可避免地會遭受非議,因此陳云要求該書的整理者端正態度、正確地對待錯誤并且要放大膽子去整理。在改書的過程中一定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整理中一定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初期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有了缺點以至錯誤也不要隨意指責。[47]陳云認為,“錯誤的性質,不是右,就是‘左’。明知有可能犯錯誤,而公開議論,甚至有人會給你戴上各種帽子(帽子有大有小),結果搞得過分緊張不好”[48]。

  整理的過程要依靠干部及藝人放大膽子去工作,同時要廣泛參考藝人的意見及群眾的反映。《珍珠塔》一書的整改工作要靠大多數人來改,“東西(指意見及整理本)越出來得多,我們做結論越好做,最后定本可以把所有好的東西吸收進去,壞的東西可以做反面教材。好的補我之不足,壞的使正確的東西陣地更穩,對我們都有好處。正確的東西為了駁倒錯誤的,必須鞏固自己,野草即是肥料”。至于整理該書的具體工作方法,陳云認為應該采取暫時在領導機關內部討論,不要公諸社會(這樣做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辦法,用聯席會議(蘇州、上海等)交流經驗的方式采取“分頭試驗(即由各檔按不同的整理本試說),邊演邊改。整理本可以多些,作分頭演出,不僅限于上海、蘇州等地演出,還可到小碼頭、小鄉鎮演出。并要到不同的階層中試一下到農村說唱,廣泛聽取意見”[49]。

  陳云認為,新中國成立后培養的新藝人說傳統書,是代表前人在說(代表幾百年,幾十檔書在說),而老藝人說新書(說整理本)“是初開始,評價時要看到本質問題。試演很重要,因為評彈藝人的書壇經驗很重要,要分頭試講,邊演邊改”。為了提高改編質量,陳云要求參加評彈工作的領導干部盡量聽書,“凡屬改過的腳本的演出,都要設法把它錄音,不聽書,沒有發言權,各種整理本都要聽一下,才可以研究比較。行政干部沒有很多時間去書場聽書,聽錄音是很好的辦法”[50]。

  在《珍珠塔》整改過程中對人物的定位尤其是方卿的定位是關鍵,部分整理者竟把方卿處理成投奔李闖王參加革命行列的人民英雄。“當時一些說唱《珍珠塔》的藝人集中討論整理、修改方案時,有人提出方卿做了官去羞辱姑娘不妥當。官是皇帝的走狗,是統治階級,應該是否定的對象。可是不做官又怎么能去羞辱姑娘呢?有人提議:方卿假冒做官去羞辱姑娘,最后仍是一個白衣人,去投奔李闖王鬧革命、推翻明朝的統治去了,并稱這是一個光明的結局”[51]。

  關于怎樣整理《珍珠塔》的討論,不僅僅局限在評彈領域。1960年《江蘇戲曲》上連續發表4篇關于整理《珍珠塔》的討論文章,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方卿做不做官和羞辱姑娘的問題上。一種肯定方卿做官后羞姑,認為這樣就“進一步暴露了姑母丑惡的靈魂”;另一種則認為方卿做官后羞姑是“用封建的觀點反封建”、“以勢力反勢力”[52]。中宣部藝術處處在袁水拍講,“‘珍珠塔’方卿不做官的問題,和對方卿批判姑娘之后,是否再要對他進行批判的問題在爭論,解決的辦法,還是應該來爭鳴,這是一個學術問題,完全不涉及什么反黨反人民的問題,就不妨圍繞這個問題來展開討論。聽說爭論中存在著什么‘個人奮斗’‘勢利壓勢利’的問題,有人認為可以通過樹立一個不勢利的人物來批判勢利的姑母來解決,這些都可以展開討論”[53]。不僅僅是提出對傳統書目《珍珠塔》的整改方法與原則,對于具體書情陳云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61年1月底,陳云聽完了朱雪吟、卞迎芳整改過的26回《珍珠塔》,認真分析了《江蘇戲曲》上所刊載的4篇討論文章,同時,為該書修改的辯論問題他又同周揚談過兩次。周揚是看錫劇《珍珠塔》的,他認為:

  一、錫劇珍珠塔大體可以的。當然說方卿代表農民群眾那是不對的。批判這個劇本的意見不見得都對。

  二、方卿不中狀元,很難羞姑。古時候受氣之后出氣只有三種方法:(一)、革命反抗;(二)、做官之后出氣;(三)、告狀,求之于青天。所以大多數情況下出現后兩種情況,并不奇怪。

  三、一定要拿出采萍來反對反勢利(即反對方卿的以勢利反勢利),也未必好。這樣實際上采萍代替了方母打三不孝那樣出來維持封建原則。

  四、陳廉在原劇中作為正面人物,在歷史上士大夫階層中也有這樣的人。

  五、珍珠塔不能算是一個革命劇本。但是反對人情勢利這是得人心的。[54]

  陳云同意周揚對錫劇版《珍珠塔》的修改意見,其亦認為“似乎現在錫劇珍珠塔劇本,大體可以,不要作什么大改”。當然,陳云也認為彈詞與戲劇不同,在戲劇中有些事和人可以簡略掉(因為只有3小時),而彈詞要說唱幾十回書,對人物和書路必須詳細描寫,這也是彈詞《珍珠塔》不得不整改又不易整改的原因所在。

  1961年2月4日,中宣部袁水拍也講到對整舊與創新“我們要扶植新的,但是不能用壓低舊的辦法來做到扶植新的,舊的里面有好的,雖然它不一定是革命的,但也并不能說都是壞的。……“珍珠塔”就不可能做到革命的,要革命,是不是叫方卿去造反呢?我們不能因為政治不高,就否定了舊的作品,還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的人民生活,雖然有些作品里,對于統治階級反映得多了一些,但它是不可能跟人民的思想感情切斷聯系的,評彈是民間藝術,它的內容總是與人民生活和人民的愿望有關系”[55]。

  當年2月12日,陳云寫信給吳宗錫談對整改過的評彈版《珍珠塔》的感想,首先他肯定了整改工作的必要,對于具體書情陳云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告。陳云認為“不管怎樣這種嘗試的精神是必需鼓勵的,不管整改的經驗是成功還是不成功的,因為我們用幾種方案來試試整改珍珠塔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多用幾個方案進行試改,才能便于我們最后地判斷對這部傳統彈詞究應大改還是小改,哪種改法好?”[56]

  對于卞朱檔26回整改過的《珍珠塔》陳云聽后覺得有以下幾點不符合社會現實:

  (一)方卿不中狀元而能羞姑,覺得勉強。很難設想一個落難的書生,到陳府去尋母,以后竟發展到假裝中狀元來羞姑母。這樣的書路還有另外一個缺點,仍然表露出方卿是“滑頭”不老實。上次告訴我,你去蘇州與周良同志等談后,覺得方卿不做官這一點還要再考慮,我看是應該再考慮的。

  (二)把陳廉改為反面人物,假道學,想懶(賴)婚,但懶(賴)婚這件事,在陳廉口中(對方卿、方母)始終未表面化,表里不一,不不癢。也反證了書情如無大改,把陳廉改為反面人物也不容易。

  (三)對陳翠娥整改后的人物,聽來還自然。這些感想也許我已是珠塔的老聽客,舊珠塔已先入為主的緣故。修改后的廿六回書,從二進花園起,書路沒有什么大改,大體照原樣,但方卿、陳廉兩個人物大變了,這也顯得這兩點修改得有些突然。[57]

  對于吳宗錫等評彈工作的具體領導者,陳云仍然是加以鼓勵與肯定,“我仍然希望你們反復鉆研一下珠塔的整改工作,不要因為我和周揚同志說了這些意見使珠塔的整改工作受到影響。并且各個方面的意見都應當考慮。不妨經過幾次不成功的試驗,這些試驗無疑將對我們對珠塔的整改有幫助,將幫助認識珠塔整改的尺度”[58]。

  1961年4月7日至6月6日期間,上海市人民評彈團赴北京、天津及安徽等地巡回演出,在北京期間陳云多次聽書并對《珍珠塔》提出修改意見。4月22日,陳云在接見上海市人民評彈團演員時講到對修改《珍珠塔》的看法,“此次在南方聽到兩種‘珍珠塔’修改本的演出。一種是大改特改,連羞姑也沒有了;一種是原封不動。各趨極端,都不好”[59]。雖然認為這種極端的改法不好,但是陳云仍然以較為平和的態度允許其存在,“‘珍珠塔’要讓各種各樣的修改本存在(目前南京錫劇出現了根本不羞姑的本子)。不要過早表示態度。應該讓它們存在,在實踐中,逐步把意見統一起來,找出最好的修改方法”[60]。

  1961年7月18日,陳云同蘇州市委書記王人三以及凡一、周良等談話,肯定了大家認真修改《珍珠塔》的精神,同時明確提出“方卿不能代表農民,不要希望他革命。因為社會上有勢力,所以才有《珍珠塔》”[61]。演員朱雪玲后來即承認,后來她在演出《珍珠塔》時,“就采用多種方法,盡量做到剔除宣揚封建迷信的糟粕,修改不合理的情節,突出批判人情勢利這個主題”[62]。由于吸收了陳云諸多寶貴意見才“使得《珍珠塔》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大有提高”[63]。

  陳云對于《珍珠塔》的整理,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可以這樣說“當代任何一個《珍珠塔》名家或評彈研究工作者,都不一定能聽全那么多回書,調查研究得那么細致深入”[64]。周良亦認為,20世紀60年代初的幾年中,“蘇州、上海分別成立小組,同時開展整理工作,且得到了陳云的指導,對參加者認識傳統書目,思想上收獲很大”[65]。

  在對待傳統書目和噱頭問題上,陳云堅持要內部寬、外部嚴,寧可慢、不要錯。陳云認為,噱頭可放,但一定要防止下流、色情,以及對勞動人民的丑化。陳云指出像“江北夫妻相罵”這類的就不要演唱。傳統書目的整理中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忠孝節義以及鬼戲的處理,評彈界對此展開了熱烈地討論。陳云認為傳統書目整改時,要區分神話和迷信,神話是好的,但是茅山道士斗法可以少一些。[66]

  1960年12月7日,陳云在同李太成、周良、何占春等談話時指出,“聽了張鴻聲的‘英烈’,認為其中噱頭80—90%可用(按張鴻聲在評話界以善說噱頭著稱),秦紀文的噱頭也大部可用。只是聽了楊仁麟的噱頭,頗有反感”[67]。楊仁麟說的《白蛇傳》在一回書中共放了11個噱頭,陳云認為“那確乎太多了一點,而且其中有三個噱頭是不應該放的,如:“說到曹家祠堂,中間的對聯寫得鐵劃銀鉤,這樣好的字是那(哪)個寫的呢?諸位請看下款,原來是楊仁麟寫的”。“說到許仙人物出場,開相時怎樣□□秀好看。諸位你們現在要看許仙是看不到了,其實只要看我楊仁麟的面相,就等于看許仙,因為我與他是一般無二的!”陳云認為以上的噱頭是屬于濫放的一類,其實大可不必。[68]

  1961年2月4日,中宣部袁水拍在參加上海市人民評彈團演員座談會時也講到評彈界噱頭的問題,“濫放噱頭是壞的偏向,但不能說放噱頭不好。‘噱頭’與‘噱頭主義’是兩碼事,‘噱’也是評彈的一個重要特點。我們聽到的評彈中,即使是悲劇,其中也有噱頭,但并沒有破壞氣氛的感覺。還是可以吸引聽眾,使之聽來生動。如果所有的噱頭都取消,我想就不可能生動了,不妨試一試,新書中還是應該保留‘噱頭’,保留傳統書中的噱頭精華,當然,去掉那些低級庸俗的噱頭也是必要的”[69]。

  對于評彈界大量推出的傳統書目,陳云認為許多書目與噱頭應該先組織內部試聽。1961年7月25日,陳云書寫了其對噱頭輕松節目以及對傳統書回的處理意見,該意見一共有6條,成為當時評彈界對待噱頭與傳統書目的原則性文件。

  一、要有噱頭,但要防止錯誤地亂放。

  二、要有輕松節目,但防止下流。

  三、要挖掘傳統節目,同時也要整理和演出可以成為保留節目的新中篇和新短篇,二類書中說唱嚴謹的書回,也應整理演出。

  四、如果對某些傳統書回或開篇可否公演有懷疑,那就應該先經內部試演、討論,決定后再公演。

  五、對噱頭、輕松節目,某些可疑傳統書回的開放,應該采取謹慎態度,應該是經反復考慮后再開放,這樣比之亂放后而再收縮其損失要小些。

  六、對噱頭、輕松節目、可疑傳統書回在演出一個時期后,應當重新檢查和討論一次,研究演出的效果和得失,以便取舍。[70]

  “文革”開始前以及改革開放到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陳云關于噱頭與傳統書目的意見成為評彈界對待噱頭與傳統書目的綱領性文件。一直指導著評彈傳統書目的整改、演出等工作。這一時期對傳統書目的整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過于關注傳統書目的政治性也使傳統書的整理走了一些彎路,“整理傳統書目所走過的彎路,也是一種經驗。對傳統書目加以整理、提高無疑是有利于藝術的發展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管的太具體或者是要把傳統書目與政治聯系在一起,無疑是對傳統藝術的一種簡單化處理”[71]。在陳云的指導下,上海評彈界在傳統書目的整理以及噱頭的運用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像《珍珠塔》等大量傳統書目被整理出來,其對噱頭的意見亦有利于凈化當時的上海書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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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周良:《回憶和學習》,《陳云同志和評彈藝術》,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頁。

  [2]牟信之、陳群等《陳云同志最后的三百二十一天》,《人民日報》1995年5月29日,第3版。

  [3]《上海市人民評彈團關于赴京、津及安徽各地演出的小結》,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5-404-99,第7頁。

  [4]關于陳云與評彈藝術關系的問題可參見金坡:《推陳出新:陳云與20世紀60年代初評彈書目傳承》,《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4期;《出人、出書、走正路:陳云與評彈藝術關系探微》,《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保存與傳承:陳云與改革開放以來評彈藝術改革》,《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陳云文藝思想探微:以評彈工作為中心》,《泰山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從評彈工作看陳云同志的領導藝術》,《陳云紀念館館刊》2018年第2期。

  [5]《陳云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頁。

  [7]《陳云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頁。

  [8]《陳云同志關于評彈和其他曲藝的幾次談話稿》,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1-391-46,第11頁。

  [9]《陳云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頁。

  [12]《陳云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

  [13]《陳云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頁。

  [14]《陳云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頁。

  [15]《陳云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

  [16]《陳云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頁。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7頁。

  [18]《陳云同志對評彈的意見》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1-519,第11頁。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頁。

  [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頁。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頁。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頁。

  [23]《上海市人民評彈團關于赴京、津及安徽各地演出的小結》,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5-404-99,第6頁。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頁。

  [25]《上海市人民評彈團關于赴京、津及安徽各地演出的小結》,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5-404-99,第5頁。

  [26]《上海市文化局評彈界座談會記錄》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4-171-14,第10頁。

  [27]《上海市人民評彈工作團關于發送陳云同志對評彈工作的指示》,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1-391-19,第1頁。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頁。

  [29]吳宗錫:《評彈小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頁。

  [30]周良:《蘇州評話彈詞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頁。

  [31]趙開生:《老書新說<珍珠塔>》,《“評彈與江南社會”系列講座之24》,上海師范大學文苑樓708室2014年9月22日。

  [32]周良:《蘇州評話彈詞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頁。

  [33]郁章:《關于<珍珠塔>的整理問題》,《上海戲劇》1961年第11期,第25頁。

  [34]吳宗錫:《評彈小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83頁。

  [35]周良:《試論彈詞<珍珠塔>》,《評彈藝術》(第3集),中國曲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頁。

  [36]左絃:《在反勢力的外罩下宣揚封建》,《評彈藝術》(第4集),中國曲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149頁。

  [37]《陳云同志對評彈的意見》,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1-519,第51頁。

  [38]趙開生:《對<珍珠塔>的改革談我的認識過程》,《評彈藝術》(第7集),中國曲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頁。

  [39]周良:《回憶和學習》,《陳云同志和評彈藝術》,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頁。

  [4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頁。

  [41]《陳云同志對評彈的意見》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1-519,第59頁。

  [42]《陳云同志對評彈的意見》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1-519,第58頁。

  [4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頁。

  [4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頁。

  [45]《陳云同志對評彈的意見》,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1-519,第59頁。

  [46]《陳云同志對評彈的意見》,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1-519,第59頁。

  [4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頁。

  [48]《陳云同志對評彈的意見》,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1-519,第58頁。

  [49]《陳云同志對評彈的意見》,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1-519,第61頁。

  [50]《陳云同志對評彈的意見》,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1-519,第59頁。

  [51]唐耿良著,唐力行整理:《別夢依稀:我的評彈生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07頁。

  [52]郁章:《關于<珍珠塔>的整理問題》,《上海戲劇》1961年第11期,第24頁。

  [53]《上海市文化局關于中宣部袁水拍同志在上海人民評彈團演員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1-391-106,第7頁。

  [5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71-72頁。

  [55]《上海市文化局關于中宣部袁水拍同志在上海人民評彈團演員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1-391-106,第6頁。

  [5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頁。

  [5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頁。

  [5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頁。

  [59]《陳云同志關于評彈和其他曲藝的幾次談話稿》,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1-391-46,第16頁。

  [60]《上海市人民評彈團關于赴京、津及安徽各地演出的小結》,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5-404-99,第7頁。

  [6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陳云與評彈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頁。

  [62]朱雪玲:《聆聽教誨 付諸實踐》,《陳云同志和評彈藝術》,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頁。

  [63]曹漢昌:《關懷與鞭策》,《曲藝》1995年第6期。

  [64]張韻平:《陳云同志對評彈工作的親切教誨》,《陳云同志和評彈藝術》,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頁。

  [65]周良:《蘇州評話彈詞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頁。

  [66]《陳云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頁。

  [67]《陳云同志對評彈的意見》,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1-519,第63頁。

  [68]《上海市文化局關于陳云同志對評彈工作的指示》,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1-391-68,第2頁。

  [69]《上海市文化局關于中宣部袁水拍同志在上海人民評彈團演員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1-391-106,第4頁。

  [70]《上海市人民評彈工作團關于發送陳云同志對評彈工作的指示》,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1-391-19,第1頁。

  [71]唐耿良著,唐力行整理:《別夢依稀:我的評彈生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11頁。

  (本文選自《評彈藝術的輕騎兵之路:十七年書目傳承研究》第208-227頁,該書由商務印書館201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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